[摘  要]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诗界革命适逢“放眼世界，奋力变革”之时，以文学革新配合政治改良运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界革命倡导者，提出了一系列诗歌改革的理论主张，并进行了多方面创作尝试。但由于缺乏先进的思想指导，诗界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新文科建设是中国在新时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提出文科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方法进行深度改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因此，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可比性，汲取诗界革命的历史教训，对于正确认识新文科建设的意义和价值，促进新文科的发展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诗界革命  新文科  启示

基金项目：山东智顷数位学习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项目编号：2021120047）；山东省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21191）。


中国文学的发展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而引发了一场大变革，文学革新的需求冲上了有史以来文学改良运动的最高峰。在面临“大变大革”之际，以传统士大夫为代表的文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压力，文学的功用和价值进入全面重估、重建时期。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为了配合维新变法活动，在进行政治革新的同时也致力于文学改良运动，尝试将新时代、新事物引入诗歌创作之中，但是“旧瓶装新酒”的把戏终究难以动摇传统诗歌的根基，再加上变法的失败导致诗歌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号召力有限。而更让维新派文学改良雪上加霜的是，维新派失去变革的锐气之后摇身一变成了守旧的保皇派，在与辛亥革命胜利后的革命派之间爆发了一场公开的文学论战后，文坛名望一落千丈，所谓的“诗界革命”也随之偃旗息鼓。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真正粉碎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根基，广大民众的社会理想和文化追求与过去迥然不同，求新求异求变的政治目标聚焦于富国强兵，文学价值和文学理想也寄望于开启民智、提振民气、凝聚民心。回顾“诗界革命”的发展历程，从提出了改革诗歌的主张到一蹶不振不过短短几年的功夫，不但没有实现革旧迎新的目标，反而成为了反对者批驳的靶子。所谓“古风格”与“新语句”用起来难以得心应手，格格不入，传统派和革命派都看不上眼；“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依旧笼罩在传统写作的风格下，与新时期“言文一致”的表达需要相去甚远。

今天当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高等山东智顷数位学习从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到新文科的全面改进提升，特别是新文科建设的提出，既是新时代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发展的需要，也是“流动性”增强而“稳定性”趋弱的流动社会立足于国家安全稳定的必然要求。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相比，不断走向富强的中国同样面对着不安定的国际环境，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再是百年前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有能力、有勇气，也有信心进行自我革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道路必然走向胜利。曾经作为文学乃至文化核心的诗歌试图用“革命”的形式获得新生，可惜它没有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最初的高歌猛进到渐渐疲软乏力，并最终走向无疾而终。虽然新文科建设与“诗界革命”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求新图变、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以史为鉴，能够使新文科建设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

“诗界革命”的理论实践与现实困窘

“诗界革命”是20世纪初，在政治改良的前提下，以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为维新政治、改良社会而提出的一系列文学革命中的一部分，是从思想上为政治维新提供理论支持的探索。

1.宏大目标与骑墙立场

“诗界革命”的不彻底性充分体现在专业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犹豫徘徊，不能有效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改良运动从来都不是“纯文学”的事业，背后总有着种种复杂的背景。隋代的文风改革、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宋代的诗文革新、明代的诗歌“复古”等无一不是特定政治环境下以文学革新改变人们思想观念的努力。晚清的诗界革命代表人物梁启超正是因为清楚地认识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才积极地提倡各种形式的文学革命。他认为“当时的国家正处于维新变革之期，作为服务于这一变革的诗歌也必须随之而革新”。但是，对于诗歌如何革新，特别是革新后的诗歌如何服务于变革，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只是在风云动荡的大时代中，强烈地感受到“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革新运动源于政治，终于诗歌，他更担心的是诗歌未来的命运。等到诗界革命进入总结阶段时，梁启超说：“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诗歌变革是政治风云的先兆，而和政治比较起来，诗歌只是其中的小事情而已。由此可见，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既寄希望用诗歌改变人心，同时又认为作诗只是小事情，不必倾尽全力去做。政治改革的宏大目标与余事为诗的轻佻态度显然是不和谐的，诗歌既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又要担负改换人心的重任，两者之间根本无法和谐共进。

2.旧瓶新酒与革故鼎新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需要将“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融为一体。诗歌所写内容要新，对应新内容要有新名词新句子，同时还要继承古典诗歌的传统，继续使用五七言、讲究音韵格律的诗歌样式。所以当黄遵宪的诗歌中出现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新事物时，梁启超立刻就找到了知音：“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然而黄遵宪诗歌中的新理想也不过是“感种族之将烬，代一棒于当头”之类的感想，或者“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等新物质生活方式的描述，最后梁启超不得不感慨黄遵宪诗歌还处于“物质上琐碎粗疏”，远远达不到“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的地步。即便黄遵宪的诗歌能“熔铸进化学家言”“每章皆有寄托”，诗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过是介绍西方新思想、描摹新事物。诗界革命所主张的“有新意境、新语句，而又以古人风格入之”，不过是形式上的旧瓶装新酒，与其变革政治、富国强兵的愿望相去甚远。

3.求新求变与西学困惑

求新求变是晚清社会士大夫阶层公认的追求，诗歌走向诗界革命也是顺应大时代发展趋势的表现。梁启超所说的“新意境”虽然包含有新思想，但新思想的来源却“不可不求之于欧洲”。对“古风格”形式的推崇造成表达上的束缚，并没有使他意识到形式会对内容形成桎梏。所以，他坚定地捍卫诗歌的传统形式，“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甚至认为把太多新名词放入诗中，是“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因为偶尔“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如果不这样，反倒让人觉得腹中贫俭没有学问。所以，只要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实实在在地对诗界进行革命了。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被西方坚船利炮欺侮碾压，让知识分子看到差距的同时，变革之心也前所未有的强烈。文人手中的武器只有诗文，“学界之情状”的改变在于学习，于是“欧洲之真思想真精神”的输入就成了首要任务。但是对输入后怎样对待“真思想真精神”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不仅无法处置“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的矛盾，更没有为外来的“真思想真精神”与传统的思想精神之间的冲突找到出路。

新文科建设的超越

在救亡图存之际，诗界革命所做的尝试，可以看作是部分文科的“创新”试水。但说“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不免矫枉过正，只能是在政治方向茫然状态下的求助于学术的一次努力和探索。新文科建设所处环境下的国力和国情与“诗界革命”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新时代赋予了新文科建设“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繁荣，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任。因此，新文科建设是目标清晰、指导方针明确、有着科学整体部署和全面系统设计的文科重建过程。

1.领导力的权威性

“诗界革命”因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仅仅靠几个文人用文学手段助推政治革新，遭遇失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新文科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肯定文科重要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文科创新。“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必须加快创新发展”，而新文科还担负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的重任，是在面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等大问题的变革上，明确达成了共识：“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必须加快创新发展”，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文科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发展之路”，最终要达到“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新文科建设不是个别人的主张，而是整个高等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文科专业的全面创新之路。

2.向心力的确定性

由于“诗界革命”倡导者之间的政治方向上存在差异，“革命”与“维新”毕竟不在同一条道路上，诗界革命不仅没能为中国革命和发展提供支持，甚至在诗歌发展的探索也不算成功。对于门类众多的文科，如果纯粹以学科思想为主导，如同“诗界革命”的一样最终不仅难以殊途同归，反而会在各行其是中迷失方向。“新文科建设的要义在于引领学科方向，回应社会关切，坚持问题导向，打破学科壁垒。”新文科是在文科各自为政、分科划界几十年，不仅相互隔离而且与现实距离日益疏远的情况下，自上而下进行的一次文科深度改革和创新。在解决新时代复杂现实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单一文科专业势必难以奏效，文科与文科之间、文科与理工农医之间，都将为着一个个现实目标而重新排列组合，为文科注入新鲜的血液，让文科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作用。

3.影响力的凝聚性

诗界革命倡导者希望诗歌能够用来唤醒民众、团结民众，其最根本的目标是富国强兵，让诗歌在言志抒情之外发挥思想引导的作用。但是诗界革命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自身尚处于离散状态，自然难以产生凝聚力。新文科建设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对文科与生俱来的思想塑造、价值引领、树立观念等功能的创新性发展。既高度肯定文科本身的特性，又赋予了文科在新时代、新领域发挥新作用的期待。文科的学科属性和功能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期待在新时代得到了高度统一。新文科建设不再纠结于文科发展的形式问题，更关心的是文科的内涵、不同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跨学科的融合与再生等本质问题，文科内在价值体系的趋同使得新文科建设的影响力具有高度的凝聚性。

诗界革命对新文科的启示

新文科建设并不是一个从文科专业的内部规律探索未来文科发展之路的实践，而是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与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等同时进行的一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科专业的现代化建设。所以，新文科建设不是孤立地围绕一个或几个文科进行的局部改进，而是着眼于“占学科门类三分之二，占专业种类和在校学生数半壁江山”的文科整体创新，是对文科本质属性、作用和价值的一次结构性重建。

1.破旧才能迎新

“诗界革命”试图在不改变诗歌形式的基础上，增添新名词、新事物到诗歌创作中，似乎新思想通过新名词和新事物自然而然就可以发挥改变人们价值观的作用。但他们意识不到旧东西只要不打破，就难有真正的革新。新文科建设没有做出任何先入为主的限制，反而是给予文科各专业最大限度的改革创新支持。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学科壁垒不断加高加厚，有些甚至达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高墙深沟再加长期闭门造车，最后导致某些专业进入一种自娱自乐状态，既不关心现实，也无益于社会。如果不打破这围墙，新文科建设也有可能重蹈“诗界革命”那“旧瓶装新酒”的覆辙，或将时新的名词术语纳入学科专业当作革新，或将不同学科专业硬生生“拉郞配”作为新举措。所谓不破不立，新文科建设首先必须打破限制文科发展的藩篱，不能让学科属性或传统成为壁垒保护的借口，要走出早已习惯了的学术舒适区。建立起密切联系现实、服务现实的新知识体系和学科架构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需要有破除“闭门只读案头书”的精神。新文科建设不是原有文科的修修补补，而是文科迎接新时代挑战的一次全面重建，只有敢于破旧，才能真正迎新。

2.跨界才能遇新

诗界革命就其初衷来说也不乏跨界的意愿，“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既表达了打破陈旧枷锁的愿望，又指出了创新的思路。可惜他们只想打破旧诗的语言形式，而并不想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进行彻底的变革。旧的既不能破，最终“言文一致”也就成了不成功的跨界尝试。目前关于新文科建设的跨界讨论已有很多思路，也有不少成功的例证。但是，新文科建设是一项关乎文科人才培养的重大工程，关系文科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如何实现“立德树人”并服务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涉及文科从“文以传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等狭隘的历史功用论中再一次重建自身价值的系统工程。跨界作为一种技术手段，首先鼓励不同学科之间放下架子和偏见，相互之间建立良好的交流和沟通渠道。对于有着悠久历史和良好自循环系统的传统文科来说，意味着有些学科要彻底改变以往“闭门不闻窗外事”的习惯，不仅要走出去看其他学科专业，还要了解其他学科专业如何解决现实问题，从方法、视角、工具、环境等各方面进行吸收、借鉴，并逐渐融合、贯通成为本学科的一部分。

跨界不是轻轻松松一蹴而就的事情，能否在跨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往往取决于跨界的目的而不是方法或手段。如果只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或短期效益，跨界完全可以做表面文章，见好就收，浅尝辄止。例如文史哲早期原本是不分的，只是后来随着历史进程走向了分化，似乎现在只要再次进行一下组合，就实现了跨学科研究。事情显然不是那么简单，走出学科的固有区域，一定会看到新现象，将现象转化为有益于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影响国家发展建设的“卡脖子”问题，将新问题、新发现、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形成一套完整的建设方案，才是跨界的根本目标。

3.联姻才能创新

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运动大都并非单纯的文学内部事务，总是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诗界革命”自然也不例外，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只是采取了非常保守的方式，却想制造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思想成果，失败的结局也就是情理中事了。有研究者从构词法探讨新文科，指出新文科并非一个对应于旧文科的概念，而是要建设一个不同于传统文科的文科新体系。也有从文科发展演变的角度追溯新文科在西方初起之际的内涵和外延，强调新文科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在服务社会和日常应用上。其实，中国的新文科建设没有必要去寻找西方源头，新理科、新工科、新农科和新医科建设的源起与新文科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我国在新时代面临新问题时对高等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提出的新要求。

破而能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根基牢靠，文科扎根于中国数千年文明的深厚土壤之上，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带来顽固的惯性。如果只是打破陈规去跨界探幽，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外在的包装和粉饰。因此，创新必须建立一种类似联姻的机制，“人的创新能力是人的多种智慧品质共同作用的结果”，让文科不再处于一种深沟高垒严防死守的封闭状态，而是敞开大门走出去，与其他学科专业及现代科学技术联姻，不仅有当下的跨界沟通交流，还能够诞下全新的文科种子，进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而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文科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文科人才培养，要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学好知识技能是要为谁的利益服务。

有学者曾批评将新文科建设与新文化运动类比的研究，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可比性。其实，比较研究不是要区分高下是非，而是通过比较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建设。“诗界革命”是继洋务运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所做的又一次努力，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但毕竟在中国诗歌如何面对现实问题、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进行了尝试，分析、研究其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既能够增强新文科建设的信心，也能避免走已走过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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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长生：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