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个子瘦小，身板像个小男生，说一口四川方言，每天抽很多的烟。留在我记忆里最深的印象，便是他在暮色四合的黄昏，坐在门前的靠背椅上一口一口猛吸烟，烟雾缭绕在他的周围，叼在嘴边的香烟一明一暗，发出微光，裹在淡淡烟雾里的他，像个幽幽的影子。

从他到来的第一天，到在我们家去世，掐指算来，有十几年的时光。

我不记得他是哪一天到来的。只记得家里忽然多了个陌生人，我便本能地排斥。因为他要占据的是我父亲的位置。

父亲虽不伟岸，但起码也在一米七零以上；虽不壮实，但肌肉发达，轮廓清朗。父亲是个农人，却很痴迷读书，浑身透出书卷气。年轻时当过知青队长，后来又出任大队长。父亲为人正直，为公家做事泾渭分明；家里的活儿，种地、捕鱼，样样拿得起，干得好。我们家是村里最早推倒旧屋盖起小洋楼的。

父亲或许因长期劳碌，我读高二时他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村邻可怜我母亲，子女在外读书，家里一个人忙出忙进，他来了，好歹可搭把手。母亲在田里干完活，回来能有口热饭吃；母亲去河里捕鱼，船尾有个划桨的人。再说，他四十多了，未婚，没任何扯不清的子女或前妻问题，于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就算为母亲着想，我们也应该接纳他，甚至应该感激他。但不知为何，我总感觉他的身份有一种化解不了的尴尬，我只能含糊地喊他一声“叔”。

听说他之前都是打零工的，给人家造房子、打地基、搬砖头。这种活极不稳定，又是在乡间走街串巷，能管两口饭吃就不错了，哪还能付出多少薪水来呢？所以他来我们家，除了一个人，几乎没任何家当。

说是搭把手，他竟然真的只限于搭把手。下田的主力军还是母亲，田里的活他很多做不来；打好的鱼也需母亲拿去卖，他是文盲，不会算账。家里的大小事，基本也由母亲说了算，他很安于当副手，并不注重男子汉的尊严。不过一旦打地基的生意来了，他倒是一次机会也不会轻易放过，他能吃苦。

母亲和他回过一次他的老家。母亲说，是在很深很深的山里面。

看得出，他内心渴求与我们关系融洽，故非常愿意与我们交流，无奈他那一口川腔实在难懂，几次沟通不畅，我们的交流便只好局限在浅层次上。

随着时间流逝，因了他一贯的低调谦和，逐渐消解了我们对他的反感，认可了他在家里的位置，可我们与他之间并未真正建立起多么深厚的感情，毕竟我们大多时间在外地。但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几乎总是他先接听，他会木讷地问我，吃饭了吗？小孩子怎么样？在干什么？你们都还好吧？我答，吃过了。儿子很好，在玩。您和妈呢，也都好吧？他答，家里的事不用操心，都好的。停顿中，他似乎还想说什么，可一时又找不到话头，便打过门道，等一下，我喊你妈来接电话……他去世后，我使劲回顾这些年来，我和他之间的对话，留在记忆里最鲜明的，也就是这些寒暄。

仔细想想，这些话看似千篇一律，却也是带着温度的。他是真心喜欢小孩子的。过年回家，常常像变魔术似的变出一些烟花炮仗来，塞给小弟和我的孩子，还帮他们点火。烟花放完了，孩子们缠着他要，他就乐呵呵地又去买来，嘴边挂着自然的微笑，眼角像开着两朵菊花，露出一口缺齿的被烟熏黑的牙齿。

没错，他的烟瘾很重，常常一根接着一根抽，卧室里总有一股浓重的烟味。年岁渐长，他的咳嗽变得越来越厉害了，母亲劝他把烟戒掉，可他戒不了，仍然每天抽得很凶。我寄过几次咳嗽药给他，每次也只能缓解一阵子。

很平常的一天，母亲忽然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去了。母亲一早出去摘棉花，出门前他还和平常一样，母亲中午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他瘫在床前的椅子上，已经去世有一会儿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世时发生了什么？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这么干净。

我回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在送他的遗体去火化的灵车上，我思绪万千，这么多年，我只要回家，他就在眼前晃荡着，我们竟没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谈话。他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怎样的喜怒哀乐？说来惭愧和痛心，我们没有过一次试图走进他的内心，他终究是我们家的陌生人。

想着这些，我脸颊上竟挂满了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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