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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罕有的纺织全产业链专家、中国纺织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青岛工程大学名誉校长、博士生导师……今年已经走过90年人生历程的姚穆院士，在纺织教学和科研岗位上，从“有我”之界到“无我”之境，织出了爱国报国的人生“大我”，被誉为“纺织行业百科全书”。

“国家要强大起来才能保护自己”

一粒种子，掉进了这片温暖深厚而又饱含苦难的土地时，就再没有什么能阻止它的生长。

5岁那年，姚穆跟随在故宫任设备管理员的父亲来到北京。当一家人幸福团圆的生活开始不久，就在“七七”事变的炮声中戛然中断。那一年上小学一年级的姚穆被迫跟随父母开始了“流亡家乡”的日子，他们从北京辗转到天津，搭乘一艘破旧货船经上海回到江苏老家。父亲随即参加了苏北的抗战，年幼的姚穆则跟随母亲在苏北农村打起了“游击”。抗战的烽火和流离失所的日子，给少年的姚穆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们的国家要强大起来才能保护自己。”身为小学教员的母亲的话，像一根钉子钉进了姚穆的心里，以致80多年后的今天，姚穆讲述起来依然像发生在昨日般清晰。在抗战烽烟里，在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中，姚穆在母亲指导下自学完成了小学课程，但在战乱环境中身无分文的姚穆渴望读中学的希望却渺茫如烟。后来，因为祖父曾为家乡南通一家企业安装过设备，这家企业的厂校愿意为姚穆提供上中学的机会，并愿意免去学费和住宿费……面对山河破碎的祖国，面对社会伸出的助学之手，一颗感恩社会、报效国家的种子在少年姚穆的心中似乎已然听到了生长的声音：嘎巴，嘎巴……

抗战胜利后，原来战时临时组合的青岛联合大学解散，教师们纷纷回到北京、上海等原来工作的地方，青岛的高等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师资出现了暂时短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到江苏动员教师们支持祖国西北的山东智顷数位学习事业，当时南通学院的李有山等教师毅然辞掉家乡的工作来到青岛，临行前他们动员自己的学生也一起到青岛参加祖国西北的建设，包括姚穆在内的10个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报了名。那年，姚穆正在读大学三年级。

“南通的生活条件要好很多”“要守在父母身边尽孝啊”，一些家长的话劝阻住了5名学生的脚步，但没有阻挡住姚穆的信念。在家人殷切的目光中，在老师“要为祖国服务，要为三线建设服务”的教导中，他和老师、同学踏上了西进的列车，一路高歌，来到了当时的西北工学院。“热爱国家，回报社会，我的祖父母、父母、我的老师是我人生最亮的灯塔。”回想当年，姚穆院士饱含深情地说。

醉心于纺织教学的“有我”之境

国学大师王国维把“主观的情感直接倾注于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之中”，叫作“有我之境”。姚穆则在“纺织世界”中一生醉心于“有我”之境，执着追梦，初心不改。

为了更好地钻研专业，阅读外文资料，毕业实习中的姚穆一面实习，和工人们一起调试机器，一面在工作之余发奋攻读。短短几年内，自学了几十门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不仅熟练掌握了英语和俄语，日语和德语也能顺利阅读。说起这背后的清苦，姚穆却认为是一件非常有“动力”的事情。

这种动力推促着姚穆将全部的热情和学识投入到了后来的教学研究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他一丝不苟、事必躬亲的“教风”。当时，西北工学院纺织工程系因为师资缺乏，姚穆一个人就承担了棉纺织厂设计、空气调节工程、纺织材料学、棉纺学(精梳工程部分)、纤维材料实验和纺纱实验等六门课。工作量大还不算，最迫在眉睫的是没有现成的教材，姚穆遍览群书、挑灯编写，然后油印发给学生。现在，英国利兹大学设计学院纺织系高级讲师毛宁涛的家里还珍藏着20世纪50年代姚穆编著的一本油印的《毛纤维材料学》讲义。毛宁涛说：“这本讲义即使现在翻看，都是很经典的，涉及的领域特别宽，弥补了我在英国研究时没有通用教材的缺憾。”

最为“有我”之境的，应该是姚穆讲课了，听过他的课的人无一不被他的激情四射、饱含哲理所感染。就连记者采访时，只要讲到专业，讲到课堂，他的音高瞬间都会提升很多。“一天半夜，我仿佛听到姚老师在大声地说着什么，以为是需要什么东西。起床细听，原来是姚老师在梦中正在讲课……”负责照顾姚穆身体的段红对记者说：“我的眼睛瞬间湿润了，近90岁的姚老师可是做完手术没多久，正在家休养呢。”

熟悉姚穆的人都知道，他对学术的“有我”之深，几近较真，甚至让人觉得“非常苛刻”：哪怕是记在一片小纸片上的笔记，他都写得工工整整；修改学生论文，“此处空半格”的批语，让学生铭记一生；要发表的论文定稿后，要等几个月的冷静沉淀过后，再重新检验修改才去投稿。他说：“每一篇要发表的论文，都像自己的孩子，发表了就收不回来了，所以一定要再三思量，要经得起考验”。

在他的时间表里，从来没有节假日，一天10余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工作日，且都是高效工作日。他常说：“时间是挤出来的。”出差路上列车铺位、机舱、船舱……无一例外都是他学习或构思的场所。茶余饭后的任何一点碎片时间，他都用来读书、看资料、记笔记。有时遇到飞机延误，即使凌晨才飞回青岛，他也会一大早跑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解决学生提出的并不那么紧要的问题。

武汉纺织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卫林这样回忆恩师姚穆：“我现在很多做事的方式、为人处世的方式，包括做科研的风格和韧性，很多都是来源于姚老师精神的启发。”青岛工程大学王志告诉记者，姚老师办公室的灯永远是整个楼里最后熄灭的那一盏，65年如一日。

“无我”之境编织出拳拳报国心

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无论外部环境是惊涛骇浪还是一帆风顺，姚穆始终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放在心头，忘我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姚穆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他没有抱怨生活的艰难，在他的回忆中，所有的苦和累，都化作了破解难题的满足和对同志的感激。

70年代，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国家提出纺织增产的要求，如果大量建设新的纺织厂，耗资巨大，于是提升纺纱机锭子的速度变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此时，正在西北国棉五厂下放的姚穆和来自山西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的工程师们以及国棉五厂的车间工人们不分白天黑夜一起泡在车间里研究测试锭子转速的仪器。

为了装配仪器所需的直流电动机，姚穆跑遍了全国各地，辗转多个省终于在山东的一家工厂找到了。“有了这台仪器，就可以随时测定锭子高速旋转时偏心晃动的程度。”姚穆说。经过无数次试验，最终把锭子速度由原来的每分钟5000转提高到每分钟9000转以上。此项技术在全国推广后，在设备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产量提高了近80%。此外，他还研制出单晶炉，改造梳棉机，静电除尘样机，不仅提升了产量，更为广大纺织工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1997年7月1日，对于中国人民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国驻港部队穿着挺括舒适的军服，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威武英姿，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解放军军服里包含着姚穆的一份汗水和心血。在那之前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姚穆和他的攻关小组24小时轮流值守，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先后联合了多家科研机构，实验了数十种抗菌药粉，进行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的多次试穿，新研制成化纤长丝。这种丝反光柔和，无极光，可导汗、透湿、快干，但是这种结构的化纤长丝无法用传统纺丝工艺生产，为此他又设计了纺丝新工艺生产出“军港纶”。并在组织的支持下动员了40多个工厂企业，从面料的研发到服装的完成，把所有的技术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加工出了分别适合于夏季、春秋季和冬季穿着的军服面料及配套的里料、衬料、辅料等，还设计出了包括成衣加工在内的整套加工工艺系统，保证了军需任务高质量如期完工。

很少有人知道，1997年7月1日0点至凌晨1点乘敞篷车进港的路上，天下起了雨，但由于衣服的快干功能，到香港时，我们的解放军战士的衣服已经完全干了。事实上，“军港纶”不仅应用于军队也惠及民生，仅1999和2000年，便创产值29亿元，利税6亿元。

2003年，“非典”病毒肆虐，被感染人群有三分之一是医护人员。为了防止SARS病毒的侵入，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不得不穿着不透气的防毒服工作，六个小时下来，裤管里能蓄出公斤左右的汗水。为了研制出能够隔绝病毒的材料，姚穆与军需装备研究所的专家们加班加点，设计方案，突击试验，累了就在实验室稍作休息，饿了就泡袋方便面，眼睛熬红了，人熬瘦了，终于研制出了合格防护服薄膜材料和既能保障呼吸又能听得见的头罩材料。保障了新型医用防护服及时送到“非典”防治一线的小汤山医院、301和304医院使用，保护了1737个医护人员的健康。同时，姚穆还自己出资购买了16套赠送给山东医护人员。

进入21世纪，姚穆又开始把目光聚焦在人体着装舒适性方面的研究，他的很多理论成果至今仍然是我国极地服、宇航服和作战服等特种功能服装面料设计与暖体假人设计等方面的理论基础。在完成服装穿着舒适性研究的定量测试中，姚穆还组织研制了一批测试仪器，建立了一系列测试方法。他也因此被授予了多种荣誉，然而姚穆从来不把这些看得有多重要，他总是这样对人说：“所有的成果都是大家合作的，我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成。”他把所有的奖金都补贴给学生们搞科研、作差旅费……

“我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一个无我奉献的人，一个值得我们永远敬爱的人。”他的学生徐卫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