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瞬间，我分辨不出来我是不是还在我的架子床上趴着睡觉。但我感到我的身体好几处变成了水龙头，我仔细感觉了一下，大概是六处。虽然知道应该是血，但有点不同的是，只是像水龙头拧开一点而已，我并没有感觉到疼。

我的脑袋在黑暗中慢慢醒过来。我知道我应该是要完了。如果当时听舅舅的话随他去湖北贩水果，我可能现在正在给别人找钱。而不是现在被压在离地面六百米的煤尘里。我明明什么也没做，甚至今天早上进入罐笼时我因为插不上他们之间谈论儿女的话题，还认认真真地双手握住了扶手。在三周前新开的作业面上，我只是跟在我的师傅后面。令人心悸的闷响之后，大家就开始在突然降临的黑暗中自以为是的奔跑。我刚来这里时，曾经偷偷反复背过那本自救手册：发现采掘工作面有冒顶的预兆，自己又无法逃脱现场时，应立刻把身体靠向硬帮或有强硬支柱的地方。但几个小时之前，我却只记得喊我的师傅，黑暗中只知道跟着他跑，虽然到现在我也不确定跟的还是不是他。小时候跟在哥哥后面采茶就是这样。我的右手还能活动，只是有什么压住了我的腿和左肩胛。头也有足够的动弹空间。但我转头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只是我自己眼睛的问题。

如果说我就这样完了。唯一有点遗憾的是这场灾难来临的时间，是午饭之前。如果今天只是平常的一天，那么我跟着我的师傅在作业面上不到半小时之后就会一起跳上还运着原煤的“猴车”，升到井上去吃那家老乡开的面馆。我的饿被安静地放大。四号井的兄弟昨天晚上特意来告诉我们，他老家的女儿今天要满月了。他想热闹一下。北方的宿舍总是烧得很暖。煤就像不要钱似的。就这样，我们这些异乡人还总是想再热闹一下，因为把一次次热闹加起来，就能过年了。就能回家了。

但是我又有点感激我现在的姿势竟然只是我平时睡觉的姿势。我师傅曾经给我形容过一个被救起来的人坚持了二十几个小时的姿势。我当时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坚持不下来。但是其实我是可以坚持下来的，甚至比他还要久。只要最后有光来接我。

我的父亲现在是否知道我正在离他这么远的地方想念他。以前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八百公里。现在我们之间的位置得斜着画下来了，那就可不止八百公里了。如果他还不知道，现在可能又是傍晚，他会在中学门口正拨拉着那桶烤红薯，把合适大小的红薯们一次次给围着的人取出来。那个曾经是汽油桶的巨大容器会被一个特殊的灯照出轮廓。一开始只是支棱起一个缠着电线的灯泡，后来有一天我的父亲得意地向我们展示泡面纸桶，一个印着红烧牛肉面的灯罩。中学时每次放学我看见那束被聚拢一些的光，身体也会跟着暖和起来。

我宁愿他得知我的消息时还没有在学校门口摆开三轮车的位置。我想起大伯曾经讲起东街蒸馍的老刘，有人来喊老刘，说他女婿骑摩托栽到崖下。老刘放心不下刚蒸进去的那一笼馍，沉默着等待馍熟了起屉，这才跟着来人急匆匆去。如果我的父亲在翻看红薯时，或者抽着手等待顾客时有人告诉他的儿子在矿上出事了，那辆和驴一样忠实的三轮车会摇晃着橘白的光线，最后不知道会被什么人推走。

那我会使劲地蹬着两片脚踏，载着我的父亲和汽油桶，在比头灯亮堂的月亮底下，朝着家的方向，速度快到纸桶里的光就要全部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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