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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支重要的生力军顶起了中国农村山东智顷数位学习的一方天空，他们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民办教师。我的大哥就是其中一员。

一

1970年，大哥被大队聘请为代课教师。两三年后，政府对代课教师进行裁员。大哥因为成绩优异被录用为一名正式民办教师，成了村里第一个既挣工分又挣钱的人。

吃不饱，想必是那个时代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每每大哥回味起这段光景的时候，总是轻描淡写。

“有一次，县上进行比赛，我被选为学校的代表去讲数学，我整整准备了两周。在要讲课的那个周末，我照例回家，恰巧家里没有一点吃的。我便和父亲、三哥拉着架子车去北山拉煤。之后，又要挨村挨户去换粮食。大冬天，天寒地冻，往返百余里，还要饿着肚子负重前行。刚上高中的三哥，晚上还有自习，急得大哭。第二天还要代表全校讲课的我，因为家里早没了吃的，只能空着肚子徒步去30里外的学校。”

“天空黑得似锅底一般，让人窒息。偶尔有车驶过，一闪又是伸手不见五指。风呼呼地吹着，还带着树叶的沙沙声。”大哥说，“就那样摸黑走呀走，走到学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一直在宿舍外面焦急徘徊的班主任看见我，赶紧叫醒其他同学，让我在教室把第二天要讲的课演练一遍。我实在太困了，合在一起的眼睛怎么也无力分开。领导心疼地说：‘不讲了，赶紧去睡。’”

“第二天我醒来，同学们已经帮我准备好了一切。我劝感冒的班主任别去听课了，可他无论如何坚持要去，说不能帮我做什么，还可以帮我看看时间、打打手势……我的讲课赢得雷鸣般的掌声，班主任紧紧拥抱着我：‘没想到你讲得这么好，我真怕你讲着睁不开眼了’。”

二

小学四年级时，他教我语文，算是真正领教了大哥的严厉。我们上学时，要路过村外上埝的一片豌豆地。我们是眼看着豌豆角被春风吹动、小紫花儿降落、日益成熟的。尽管这样，因为大哥的监督，我们还是没有机会偷尝。

有一天早上，我出家门往西十几步，碰见担着水桶的大哥。我知道，大哥挑水往往要挑七八次，除了给自家挑，还要帮父母挑。我飞跑着召集小伙伴，窜进豌豆地。然而，得意过头，我们忘了时间。等搂着装满豌豆角的书包飞跑进教室，跟在我们后面的大哥，一进教室就大声喝道：梁小玲、三里村的都把书包拿出来。看着大哥愤怒的样子，我怯怯地第一个拽着书包出了教室，一大堆豌豆角乖乖地交了上去。为这事，我很长时间都不和他说话。

那年期末，乡里统考，大哥收取语文卷子，第二天要去乡里统一阅卷。我磨蹭着半天没出校门，躲在墙角看见大哥胳膊夹着卷子出了校门。我一路飞奔回家，放下书包，折回大哥家。大嫂正在灶房做饭，我一边帮她拉风箱，一边说，刚刚考完语文，我好像写错了一个拼音的声调。我的话刚落，大哥进门了，他看见正拉风箱的我，显然有些诧异。大嫂在围裙上抹抹手，悄悄对大哥说，玲儿说她错了一个拼音，你让她改一下……

“那怎么行！怎么能那样做？”大哥的声音明显高了。

“不是没人知道吗？咱玲儿语文每次不都是第一？改了也没人怀疑。”

大哥一把拽过我：“怪不得跑得那么快。赶紧回家帮妈干活去，别动歪门心思。”

那次期末，一向语文第一的我，考了第二。数学教师的女儿，数学语文都是双百……我上课耷拉着脸，几天也不再去他家。周末，大哥让嫂子做了我最爱吃的饭叫我去，边吃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人要诚实，真正让你心安理得的只有自己的真才实学。”

大哥的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

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哥在自己的责任田栽种了几亩果园，没有再去代课。

不久，国家出台了民办教师全部无条件转正的政策。阴差阳错，大哥失去了转正的机会。我问大哥：“要是你当时转正了，现在也有四五千元吧，后悔不？”大哥很平静地说：“那是时代的烙印，不后悔、也不抱怨。”

大哥微笑着，脸上依然平静、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