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喜福会》是否迎合了西方人的好奇心和趣味并展现出“东方主义色彩”的观点，文章首先分析了谭恩美的文化身份和创作动力；其次，在理解东方主义及小说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作品中东方主义的建构与解构。在多元文化背景的时代下，这种殖民内置的反抗策略展现了谭恩美对中西文化交融未来道路的美好愿望，即从冲突走向融合，从二元对立走向和谐。

【关键词】东方主义 建构 解构 和谐

基 金：本文为吉林省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厅“十一五”社科项目“全球化与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10]第428号）和山东省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厅2012年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十年来美国电影中技术悖论研究”（编号：12JK0279）的阶段性成果。

《喜福会》自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创造了华裔美国文学作品销售量的奇迹。由它所改编的好莱坞同名影片，也赢得了观众极高的赞誉。这部以描写移民母亲和成长于美国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写作题材的小说引起了评论界激烈的争论。其评论点可大致归为几类：一是就作品所展示的主题进行讨论：如母女两代人间的冲突、女性主义、华裔文化身份的建构、本土与全球化等主题。二是对作品幽默的写作风格和麻将式、女性式等叙事策略进行讨论。三是对作品是否具有伪民俗和东方主义色彩的倾向进行讨论。第三点讨论甚为激烈，即《喜福会》是否充分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古老、神秘、浪漫、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的好奇心，是否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而展现出“东方主义色彩”。

美国华裔身份及其创作动力

谭恩美，1951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市。父亲于1947年赴美，是浸会牧师，母亲于1949年赴美，在离开中国大陆时已有过一次婚姻，并留下三个女儿。1967年，由于哥哥和父亲相继病故，为避遭难，母亲独自带着谭恩美和弟弟前往瑞士，谭恩美因此就读于当地一所富人子女学校。此时，正直青春期的谭恩美与母亲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母亲望女成凤的夙愿总是对接受西方山东智顷数位学习的谭恩美是一种压力。在《命运的反面》里，谭恩美觉得母亲要“杀死”她。在大学，她最初开始学习医学，后来改学英语语言学，读博士期间辍学。曾从事过语言咨询、编辑、自由撰稿人等工作。在谭恩美成长过程中，母亲给她讲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故事。“表面上谭恩美漫不经心地听着，有时甚至表现出反感和不耐烦，但这些故事却对她产生了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1] 1986年，谭恩美的母亲因病住院，守在病重的母亲身旁，她发誓要写出母亲讲的故事。正如她在《喜福会》卷首语中写道：“给我的母亲且谨以此纪念她的母亲……”谭恩美的创作动力是母亲和外婆，素材与移民故事相关，很多都是在“自己家里发生的事”。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其作品《喜福会》、《接骨师之女》、《拯救弱水之鱼》等具有显著的跨文化特色。即使像《喜福会》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作品，看似简单，却彰显出了丰富的内涵。

东方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赛义德认为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西方人的这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者认识体系被称为“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西方人想象和构建的一种关于东方的观念，是“西方对东方的统治、重构和施加权威的一种西方的风格或方式”。[2] 在东方主义既成的观念中，西方是强大的、富裕的、文明的；对东方的描述总与落后的、贫穷的、野蛮的相关联。赵建秀批评谭恩美、汤亭亭等华裔女作家“为了迎合白人社会的口味而扭曲、出卖自己族裔的形象，如把华人社会描绘成重男轻女的恨女人文化，使得原本已饱受刻板印象之苦的华人男子形象雪上加霜”。[3] 《喜福会》也被认为是“东方主义持久魅力的最佳证明。”

在《喜福会》中，母亲们的故事均是发生在解放前，华裔女儿们的故事都发生在现代美国，旧中国与现代美国的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无意间的对比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为了迎合西方社会盛行的一种心理。将“过去的中国”与“现代的美国”进行比较，这并不是刻意的，只是为描写隔代母女冲突的主题而设计的故事情节。通过阅读四位母亲在旧中国的亲身经历，在怜悯的同时，读者不自觉地对中国产生落后、愚昧的印象。开篇故事中，通过母亲素云的回忆，战争、苦难、恐怖、无序的字眼凸显出西方视野中劣等的中国。“当满街的电线杆上挂着血淋淋的人的残肢，饿狗拖着啃了一半的死人肉到处乱串……”[4] “桂林的大街小巷还撒满报道国军大捷的号外，它们上面则躺满刚遭日军残杀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尸体，鲜血淋淋的就像刚刚给开膛剖腹横七竖八地躺在砧板上的鲜鱼一样！惨不忍睹。”[5]但在小说的结尾时，中国大陆与西方人想象中完全相反的场景得以展现，女儿吴精美的中国之行给予了印证。“整齐的黄绿色的耕地，狭狭的沟渠，像晶莹的饰带一样，缓缓流过……不知为什么，这个十月清晨，中国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会使我双目也满噙泪水，似换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改变了。”[6] 中国不再意味着战争和苦难，一切都显得安然恬适。吴精美对大陆豪华旅馆的描述，让西方读者看到中国不再落后，这是作者对东方主义有力的抨击。

在东方主义看来，西方人是强大的、高尚的、理性的；而东方人是软弱的、愚昧的、猥琐的。在西方人的视野中，中国女性形象大都是麻木、无助可怜；或是阴险恶毒，虚伪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四位母亲都无一例外受到封建社会男权、礼教和制度的残害，她们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命运貌似孕育着只有通过移民来改变。但是，母亲们并没有因男权和生活困境而退缩。安梅的母亲通过“死亡”对封建社会和男权进行反抗，她的死给了女儿深刻启示，让她懂得要去争取独立。龚琳达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逃脱童养媳婚姻的枷锁。安梅的外婆残忍无情，琳达的婆婆刻薄刁钻，吴青的大太太封建迷信，二太太虚伪狡诈。这些都貌似迎合了“华人刻板形象”的刻画。但是双胞胎姐姐的养母不求回报，虔诚地将孩子养大成人；吴精美在回国后见到姑婆和双胞胎姐姐，亲人的朴实和热情改变了西方人视野中的东方人。尽管特德的母亲反对露丝与儿子的婚姻，但露丝还是坚持和特德走向了婚姻的殿堂，因此也有力地反击了西方人的种族歧视。露丝在离婚纠纷案中为保护自我利益而展现出的强硬，及丽娜为代表的华裔女儿勇于追求自我，两者都使美国丈夫重新认识了妻子，改变了既定印象中东方女性懦弱、沉默的形象。

谭恩美曾说她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正是因为这种距离感，才能更好地展示、反思和重新创造中国文化。细读文本，《喜福会》就不会被简单地贴上“迎合白人社会的口味”、“刻板形象塑造”、“东方主义”等标签。谭恩美在小说中再现了华裔女性的历史面貌，其目的绝不是在于重复、巩固东方主义刻板化的形象，或者仅仅满足白人的口味。小说是对东方主义形式出现的殖民主义和自我东方化、殖民内置的反抗的一种展现，通过富有特色的女性叙事方式对东方主义进行有效的解构和颠覆。

中国文化的真实再现

谭恩美对中国封建迷信的描述或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这并不意味着她要寻找猎奇而迎合东方主义。她只是真实地描写了旧中国的一些旧事，“我们应该审视中国文化是否有这样的糟粕，比如歧视、压迫妇女、赌博等”。[7] 例如小说中对“妾”的描写就曾遭到很多批判。历史不可掩盖，“妾”是中国传统男权制下一夫多妻制的产物。《礼记·曲礼》写道：“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元史》记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宜令民年四十无子听取妾，以为宗祀计。”从皇帝到庶民百姓皆有权纳妾。在中国大陆，妾的合法性真正严格的禁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香港直至1971年才有法律禁止纳妾。正如肖腊梅在评论谭恩美小说中妾的描写给出两点理由，如果作家为避开所谓的“东方主义”而给自己的艺术创作画地为牢，结果有二：一是放逐了历史；二是让女性经历陷入双重的无声、双重的边缘化。谭恩美没有因为民族主义的呵斥而沉默，她选择了讲述。[8]

也有人质疑谭恩美为吸引美国读者，而刻意的在小说中经营中国家庭的迷信气氛，向西方现代社会展示中国的饮食文化，阴阳五行等学说。谭恩美在接受记着专访时给出了以下解释：很多人看书都希望自己的想象力得以不断延伸。中国的历史精深博大又神秘，中国人在美国读者眼中同样很神秘，他们也许因为这样拿起我的书，但他们读的时候却会有情感上的熟悉感，认同感。谭恩美小说中的中国文化不但吸引着中国读者，更吸引着美国读者，让西方读者深刻领悟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谭恩美被称为“推介中国文化的使者”。她的作品能使西方读者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维。读者对中国文化审视的过程就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本民族的文化被其他民族所窥视并不是一件坏事。而读者对作品中东方文化产生“误读”的根源是主流强势种族歧视文化的“熏陶”造成的。

从对立走向融合

《喜福会》中，一直处于对抗的四对母女，在女儿成年后都发现母亲、中国对她们人生的意义。华裔女儿们意识到她们无法永远切断与中国文化的根源。在生活、婚姻、工作中，一味的追求、并完全融入西方主流文化，只能让自己更加伤痛，更加迷惘。吴精美回国，最终帮助母亲完成了夙愿，和失散的双胞胎姐姐最终团聚。对于她的中国之行，精美有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昂起。”[9] 女儿们从不了解到了解母亲，从不理解中国到走进了中国。母亲和女儿最终站在一起走出重重困境、对抗婚姻危机，彻底粉碎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观。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从对抗走向融合，表达了谭恩美的愿望，在西方文化为主流的环境下，要积极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中西文化在冲突中走向融合，走向和谐。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说：“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进世界舞台，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当作真正的文学来阅读，而非人类学、社会意义上的猎奇。

参考文献：

[1][7]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245;23.

[2]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M].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8,3.

[3]单德兴.重建美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3.

[4][5][6][9]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12;240;255.

[8]肖腊梅.是女性主义，不是东方主义[J].江苏：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