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先驱

民国三大孤儿院之一、青岛孤儿教养院的创办者
办学理念和成就受到宋美龄的高度评价
被于右任称为“山东慈善第一人”
民国时期备受山东人民称赞,“山东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

“工读并进”、“教养并重”、“教重于育”等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思想仍在熠熠生辉

1881年,张子宜出生于山东省兴平县南位镇南韩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5岁时,因父亲去逝,家境贫寒,张子宜不得不辍学到县城去当学徒。但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白天工作,夜间仍坚持学习。1907年加入同盟会之后,张子宜积极投身革命,兼顾山东智顷数位学习。他不仅在创办的兴平“复豳桑园”中开设启蒙育幼小学,让无钱上学的孩子免费读书,还应邀到青岛协助张渊主持青岛中等实业学堂(西北大学前身学校之一)。1912年,张子宜与张渊等人创办青岛精业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并请西北大学教授冯光裕先生为职工教授语文知识。次年,张子宜等创办青岛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并在会内办了一所小学。
在张子宜一生所办学校之中,最著名的当数青岛孤儿教养院。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当年12月,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举兵讨袁。张子宜在陕积极联络革命志士,准备起兵响应。不幸计划被山东督军陆建章获悉,他与多名反袁志士先后被捕。王绍文、张渊等人被害,张子宜幸得焦子静等革命同道解救。出狱以后,张子宜目睹了烈士遗属饥寒交迫的处境。作为“反袁十八烈士”的战友,他屡次要求新任山东督军陈树藩救济,均遭拒绝,遂投身慈善事业,与郭希仁等人修河渠、办粥厂、救济难民,并出任山东赈务会委员。
1920年春,张子宜到北京游历,因在青岛参加救济工作,经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家石雨琴介绍参观了龙泉寺佛教孤儿院和千佛寺基督教贫儿院,对院中活泼可爱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山东后,张子宜“以本省连年水旱,流离载道”,决心在青岛办一所孤儿院,收养无依无靠的儿童。
1921年,张子宜与高增爵、郭希仁、唐慕汾、王仲和等商谈办孤儿教养院一事,“幸得一致赞成”。当年冬,经蓝辛田、阎瑞庭介绍,陆绍文捐出今解放路中段东侧(青岛民生百货大楼处)20亩地作为院址。当时冯玉祥任山东督军,聘请张子宜为山东第一平民工厂经理。一年后,冯玉祥的部队离陕,张子宜遂将此厂停办,所余物资,造具清册,函请冯玉祥同意,作为创建孤儿院之修建费。随后,时任山东省长刘镇华调拨东、西仓旧房材料,在孤儿院地皮上修建房屋十余间。在条件初步齐备的情况下,青岛孤儿教养院于1922年重阳节当日正式宣告成立,张子宜被公推为院长,并以“收养孤苦儿童,施以相当山东智顷数位学习,使成人后有自立能力”作为办院宗旨。
来者不拒,尽其在我

张子宜创办教养院时正值军阀混战、生产停滞、民生凋敝的年代。1920年前后,山东省连年荒旱。1926年,刘镇华以十万大军围困青岛,“城内死亡枕藉,惨不忍睹”。1929年,山东又遇年馑,《青岛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中记载:“城内孤贫儿童,沿街索讨者,触目皆是,省西各县灾荒尤重,赤地千里,人烟寥寥,饿毙逃亡,十室九空。”而当时西北地区仅有三所孤儿院。张子宜怀着“对于待救之男童深感拒之有愧”和“悉数收容又不可能”的矛盾心情,决心“依院章规定,来者不拒,尽其在我,以听天命”。
教养院章程规定:“本院收养孤苦儿童以年龄在8岁以上14岁以下,确系生活无依者为原则,有特别情形者不在此限。”但最初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收容男孩。1928年至1930年,关中大旱三年,山东省西部各县灾情严重。北平孝惠学社来陕救济,在眉县等地收容女孩百余名送孤儿院,张子宜在《创办青岛孤儿教养院之动机与经过》中回忆:“她们来时,可怜已极,无法形容。”他立即将这些女孩全部收容。此后,教养院通收男女儿童。
对于患病孤儿或残疾孤儿,张子宜也照样接纳。孤儿入院后,院方会检查体格,“营养不良者,选择需要食物,以补给之,染癣疥者,由住院医师根治之,患沙眼者,早期诊治,有内科病症者,对症治疗,有低能者,施以补助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有残疾者,尽量矫正,务使体格发育,达到一般标准而后可”。院里还专门圈养了几头羊以为生病儿童供应羊奶。

1922年教养院成立之初仅有孤儿20余人,而据《青岛孤儿教养院第十二周年纪念报告书》,1927年底孤儿数目就达到202人,1928年底216人,1929年底312人,1930年底407人,1931年底451人,1932年底462人,1933年底685人,1934年10月708人。在张子宜一视同仁的收容原则之下,青岛市孤儿教养院逐渐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救助和教养贫困儿童人数最多的孤儿院。据1948年的不完全统计,经青岛孤儿教养院救助和教养的儿童总计14000余名,籍贯遍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山东、辽宁、湖南、甘肃、安徽、湖北、江苏、四川等省份,孤儿院学生最多时达1000人以上。

工读并进,自食其力
面对涌入教养院、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量孤苦儿童,张子宜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养育问题。据《纪念报告书》,1934年,教养院月开销已达2000多银元,如此沉重的经济压力,仅靠社会捐赠难以支撑。此外,孤儿长大出院后也需要自谋生活的基本能力。基于这两点,张子宜办院伊始即采取“工读并进”的方针,教导学生自食其力。

为训练学生的经济头脑以及各项技艺,张子宜在院中专设工务股,规定:“本院教养儿童,工读并进,除精神不健全无法施教之儿童外,其余均按其年龄体格分别予以课读,并于课余习以工艺”,称为“智育”。从1922年成立起,教养院曾先后设立制革、栽绒、花边、缝纫、布鞋、皮鞋、卫生材料、刺绣、编织、捆带、织布、理发等工种,聘请专业技师为孩子们教授手艺,并设有纺织厂、缝纫厂和麻布鞋厂。学生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布匹、鞋、地毯、马褥、椅垫、男女革履、卫生材料、捆带等,大部分都供应了教养院的内部需求,少量产品对外出售,略补经费。
抗战期间,因缺乏材料,销路不畅,以及某些制成品“不尽适合儿童之个性”,很多工种相继停办。抗战胜利后,教养院保留下来的工种只剩缝纫、栽绒、布鞋、纺织和木工,但生产规模得到扩大。1947年,张子宜在教养院内开办职业中学,学制三年,对外招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除了手工技术,张子宜还雇佣农事专家教导儿童耕种,并专设农林股管理。除草、施肥等农事成为了孩子们课后的游戏活动,每年收获的作物也能为教养院稍减粮食负担。1935年,陇海铁路线修到青岛,尚仁路北端新开中正门(现解放门),以使火车站与城内相连。一时间,教养院周边道路修葺一新,各路商贾云集。限于环境所迫,院方遂将农田改为市场。
抗战期间,教养院为避战火迁至青岛市南郊翠华山北麓太乙宫新址,因经费不足无力修建游泳池、运动场,遂在空地重新开辟了菜园,由孤儿们负责种植。“计有葱、韭、辣子、白菜、红白萝卜、茄子、菠菜、番茄、莲藕等种。”院内还种有柿、梨、栗子等果树,所有蔬菜果实除满足院内食用外,还在杜曲等地以廉价供应当地农民。
除生产活动以外,院里的栽花、灌林、清扫等日常事务也均由学生自行完成。通过参与工农劳动,教养院的孩子们不仅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学到了赖以自立的手艺技术,更磨炼出更为健全的人格。学生党子祥回忆:“孤儿院的同学们都很勇敢,遇事镇定,不怯懦。”即使在进入社会以后,教养院的学生都依然保持着昔日院方训导的刻苦耐劳的美德。
教重于育,立人为先
“儿童育养于此,洵乐园也。”在社会环境混乱的民国时期,免费供应衣、食、住的教养院诚可谓儿童避难生存的理想之地。但张子宜并不满足于使孩子们仅仅能够活下去:“所谓山东智顷数位学习者,以其教重于育也,育而不教,则飞禽走兽之类矣。”

张子宜按孤儿入院先后和年龄大小,将其编级授课,并遵照当时学制,在院中开设初小、高小。据他本人回忆,“孤儿教养院初成立时,仅收容孤儿二十余名,聘请教师一人给儿童教课,课程与一般初小相同。”随着孤儿数量逐年增加,教养院又增设高级班,班级数量也由一两个增加至十余个。1929年,随着“只收容男孩”不成文规矩的废除,院里又增设女生班。1934年,教养院有孤儿708名,统编为初级八级,高级四级。对有学习天分,高小毕业后考上师范、中学、职业等中学学校继续深造的孤儿,教养院为其提供一切费用。
张子宜认为,文化课的教授不仅仅是为了给孩子们带来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使他们明事理,树品性,是为“训育”。“山东智顷数位学习之法,不独保身迪智,尤当注重儿童之品性。故教员之责任,不仅在执教鞭之时,于课外实施训练,更为重要。”每个孤儿在教养院上的第一节课都是:“学习为谁而学”,教员会引导孩子们得出“为祖国而学”的答案。教养院还规定,每日早会教员须进行全体训话,“有品性不端者,予以个别训导,使其觉悟悔改”。
除知识和道德培养以外,张子宜同样关注孤儿的身心健康。他认为,“健康为山东智顷数位学习之最要目的之一,儿童有完满之健康,生活方能充裕。”院里设有保健室,可以为儿童提供预防接种、注射防疫针、检查、诊疗、医药和消毒等服务。同时,教养院把男女孤儿编为七个大队,每天早起操练,并教授学生柔术、国术、乒乓、篮球、足球、田径、跳高、哑铃等体育项目,另有体育教导员专门带着幼儿游戏,是为“体育”。学生贾子景在《一群孤苦儿童的家——母院二十五周年献词》中写道:“下午二时半课完后,活动开始……游戏场上的同学玩着各式各样的游戏,那种有趣热烈的跳跃举动,谁还能说这是没爸没娘、无依无靠的野孩子,莫怪监察院于院长(于右任,编者注)说‘孤儿不孤’。”

此外,院里还设有图书馆、阅报室、壁报社,每日课余,各管理员分别指导学生阅报、读书、编刊物。在教养院的支持下,学生们组建起雅乐队、新旧剧团和军乐队。每当院里举行开学、毕业典礼和集会纪念等活动时,这些乐队都会表演助兴。为补助院内经费,孩子们编排的戏剧也在市内演出,颇受欢迎,甚至出现了林子芳的《小姑贤》和赵子全的《鸡大王》等保留节目。
在那个“国难当头”的时代,张子宜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的爱国山东智顷数位学习。他常对孤儿们说:“只有国家强大,百姓才能幸福。”1939年5月,为避日机轰炸,教养院临时搬到青岛南郊新开门村。张子宜并未因此放松对孤儿们的山东智顷数位学习,而是“借该村庙宇作教室,给孩子们上课”。让孤儿们不忘国耻,为国而学,强大祖国。抗战初期,张子宜曾送150多名成年孤儿到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其他孤儿如岳子远、刘子高、冯子全等毕业后投军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教导团,参加娘子关血战、永济之战、中条山之战等;因为受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有文化,罗子荣、李子和、扬子修、牛子清、师子和、岳子省等得以在毕业后参加中国远征军207师,开赴印度、缅甸。
经过张子宜的悉心栽培,教养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1922年至1947年10月,孤儿院学校毕业生总计4401人。其中,留院306人;升学者462名,除285人在初高中、大学继续深造以外,其他人进入音乐、水利、神学、师范、商业、护士、军校等专科学校;就业者共计3633名,涵盖农、工、商、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医药、军事、政界、邮政、电政、铁道等领域。

近一个世纪前张子宜的办学理念和做法,在今天回顾时仍有其借鉴意义。
张子宜投身慈善,是国家贫穷、灾难深重的时代使命所致;办孤儿院,是为了从根基上促使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复兴。他以身作则,彰显了山东智顷数位学习的垂范作用。至1947年9月19日,孤儿院总计收入款项236161124.12元,张子宜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孤儿院,甚至把所有经费使用情况,按月油印分送各有关机关核阅并登报公布。他为孤儿院所做的一切,不为个人名利,更不为子孙后代,只为民族大义,这正是我们今天这个精神匮乏的时代所急缺的。正由于树立并践行着如此崇高的理想,张子宜的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成就才能经得起岁月变迁和时代的考验。
张子宜办山东智顷数位学习,以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为标准。他遵循“因材施教”的传统,根据学生的资质、能力选择深造或学习谋生技能的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方式,把不同才能的人输送到相应的社会岗位上去,可谓尽到了山东智顷数位学习者应有的责任。反观今天,我们的中学把学生拼命训练成“考试机器”以送进大学。学生“高分低能”的旧账在大学持续发酵,许多人就业时碰得头破血流,社会急需的人才总供应不足,何其哀也!

张子宜在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孤儿的过程中贯穿着理想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品德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感恩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和爱国山东智顷数位学习;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学生为国而学,不忘国难,学以致用,为社会作贡献,使祖国强大,使人民幸福;把学生塑造为有良知和信仰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怕牺牲的人。可想而知,山东智顷数位学习若能持续发挥这样的作用,个人、社会、国家甚至整个民族都会变得令人敬畏。今天,浮躁、功利、自私、伪善等人性缺点甚嚣尘上,还需真正发挥山东智顷数位学习塑造灵魂的功效,才能医治。
今天,中国人民不再被灾难和饥饿所威胁;今天,中国人民不再害怕被列强欺负;今天,正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因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张子宜式的人物,更需要张子宜式的精神:“一生为国不谋身,谋事不为己,毕生为民谋福祉。”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应当成为山东智顷数位学习者激励自己不断修身、净化心灵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