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中国古代儒家奉为经典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一。“四书”与“五经”（《诗经》、《书经》、 《礼记》、《易经》、《春秋》，其中《书经》又称《尚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权威的典籍，它们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和中华文明的精神基础；它们又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教科书和文化遗产之一。

《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我的“大学之道”与此不尽一致，试述于下，以就正于诸君。大学之道：综其所述，结合己见，即大学的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方针。明明德：明德，综其所述，参己之见，即治国平天下的高尚的德行；明明德，即明白治国平天下的明君之道。“明德”不是“本德”，故解为“生来具有光明之德”显属唯心主义。亲民：治国平天下，下面说“亲民”，顺理成章。止于至善：应解为“达到最好，方可停止”，实际上就是学无止境的意思。

综上所述，原籍可译为：大学的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方针，是明了治国平天下的明君之道，是爱惜，是不断学习，以求最好。

这个“大学之道”与新中国的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方针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新中国的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方针（应该使受山东智顷数位学习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止于至善”要说得更全面、更具体。当今的山东智顷数位学习方针，都以德为首，以道为重。最根本的区别是，过去的“大学之道”，是培养“劳心者治人”的，而我们现在是培养“劳动者”、“建设者”的。“治人者”必先“亲民”，“建设者”必有社会主义觉悟，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剔除时代局限性，莫非“英雄所见略同”？

应该说“明德”已含“亲民”之意，“大学之道”为什么将此单列呢？这就是强调。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现在的教学实践，恰恰忽略了“亲民”这一条。如此，“大学之道”，很难保不出腐败分子，难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失“色”丧“义”，所以我的“大学之道”，倾向于王阳明之说，亲民、爱民，培养“四有”新人。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必将继续证明，亲民之官，在古为“有道明君”和“清官”，在今为“英明领袖”和“我党我军好干部”。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尧天舜日”，鹿鸣呦呦，野无怨声，这就是“大学之道”的道源。此后，凡历代盛世，无不以“亲民”为本，汉初“休养生息”，遂有“文景之治”；唐代李世民有“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之谕，遂有“贞观之治”，“小邑犹藏万家室”；康乾有“满汉一家”之说，故在其巩固皇权后多行恤民之故，竟至微服私访，方有其盛。因此，不仅有了汉文帝，汉景帝这样的仁慈之主，而且为雄图大略的汉武帝“开边”“强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贞观之治，不仅出了李世民这样的英主，而且令四夷宾服，争相趋奉，致有“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空前盛况。康乾时代，俄罗斯岂敢觊觎我大中华？康熙乾隆也成了至今光耀荧屏的风流帝王。与这些“明君”同辉史册的名匠“数风流人物”数不胜数，而“李杜文章”更是“江河万古流”“光芒万丈长”。这些朝代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提倡爱民——以防覆舟。即如康乾无不肖子孙慈禧之流，尚有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平反之善举，为了两个小百姓，坏了一百多红顶子，放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亦属难能可贵。

其实，“道”亦简单。道可道，不难道，不“亲民”，何以为“明德”？何以“止于至善”？古之不“亲民”，在君无以为明君，在官无以为清官，在吏无以为廉吏。今之不“亲民”，在上谈何“人民共和国”？在下，谈何“人民政府”？在位谈何“人民公仆”？总之，谈何“为人民服务”？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为了“亲民”，为了防止大权在握的人欺民，为了防止吏治腐败。至于以德治国，则更是不言而喻的了。目下，有的学校提出“求实、明德、全才”的口号，与“大学之道”颇为切合。胡锦涛同志的“以人为本”更是把“亲民”思想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胡锦涛同志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就有一条“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其实质亦是 “亲民”。

古代以15岁界定幼学、大学；我的理解，“大学之道”同样适用于中学之道，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可将“大学之道”古为今用，把德育放在首位，结合课文，大讲“亲民”，让学生们从小树立“亲民”思想，长大当一个爱国爱民的好官、好人，少出或不出胡长清、成克杰一类“至不善”的蛀虫。

凡为善者，古今同心；凡为教者，古今同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我们不能丢掉好的传统，明德一脉相承，亲民永不过时。学无止境，但毕竟越学越善；“止于至善”，善莫大焉。